8月5日到9日，因为马院长受邀前往清华大学参加首届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且他打算利用会议间隙拜访参观最高院审管办、《人民司法》编辑部、人民法院报社等有关部门，我有幸作为随行人员一同前往，在北京小住了几天。见识到非常高规格的国际学术会议，与来自全球二十几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同在一个殿堂内，使用同声传译系统听取一些行业顶级专家的报告，其氛围对我的惯常视野无疑颇具冲击力。但公务之外，所见所闻的几个人，也值得记取。

　　　　　　　　　　　 未来的野猪养殖业CEO

　 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背面的花坛边，我遇到一个黑脸膛的小伙，短发，背很破旧的牛仔包，穿一件短袖白T恤，已经脏得不成样子。

　 从问时间开始，我们开始聊天。我们从毛泽东的功过聊起，谈了国家与社会发展的一些看法，法治、信仰以及一些诸如此类很宏大的命题。聊天并不是特别投机的那种，因为作为一个法学专业背景的人，我关注理想，他更理解现实，这是我们不同的经历所决定的。

　 他告诉我，他没读过大学，此前在家乡贵州一个山区创业，这次来北京，是来寻找野猪养殖业的技术合作伙伴的。而后我们握手告别，没有留下联系方式。

　 其时已经是暮色满天，我留意他的背影，便如同他的观点，并不尖锐，但是坚定。

　　　　　　　　　　　 说着蹩脚汉语的剑桥博士

　 国际心理学大会的一个分论坛，主题是有关积极心理学的公共政策选择，第一个做学术报告的是位正为英国政府做实证研究的来自剑桥的华裔博士。

　 我猜想他应该是英国的二代移民，或者是从小在香港、台湾长大的那一类，因为他的外语很溜，反倒是中文，报告中时常有一些专业术语如变量（variable）之类的，很多都需要台下的清华博士、硕士们提醒才能做出中文表达，甚至很多词他只能直接用英文表达。

　 他30上下，高大帅气，学术报告讲得行云流水，但是看得出日常言辞有些木讷，报告讲完后，在等待提问的时间里，我看到了他的局促不安。他的实证研究涉及到对三十多个国家国民幸福感的问卷调查和分析，这个研究是直接为唐宁街决策服务的。种种因素让我相信，学术于他而言，应当是生命的绝大部分。

　　　　　　　　　　　 地铁里勤奋的老外

　 还有一位老外，看外貌应当是欧洲人，二十多岁的样子。他和几个同行的中国朋友一起上了地铁，然后就倚靠在地铁中间的不锈钢柱子上，拿出一本书，很认真地看着，一边嘴里念念有词。

　 我留意了一下，那是一本《中国历史故事》之类的普及读物，书里的每一个中文字上都印有汉语拼音注音，因此，在我的习惯经验看来，这应该是一本适宜于小学2-4年级学生的课外读物。

　 这本书很旧了，而且划满了英文单词。我想，这应该是他学习中文的辅助读物。

　　　　　　　　　　　 75岁的心理学研究者

　 还有一位于我而言近乎高踞云端的老太太，白发苍苍，皱纹满脸。

　 我在从清华主楼到近春园的车上遇到这位令人敬仰的老太太，起先并未注意，但同行的清华大学老师介绍说，这位老太太也是来旁听这次国际学术会议的，而她，已经75岁高龄。

　 我很好奇地问到了老太太的情况：她此前是学习化学的，本科毕业后一直在卫生部工作。退休后在深圳的女儿那边度晚年，起先学习了一段营养学，后来觉得心理学更加重要，对现实问题也更有针对性，于是改学心理学，并正在进行心理学博士课程的学习，此次心理学国际学术会议，她也提交了一篇研究论文。

　 75岁。当此时刻，我觉得最困难的，是能以怎样一种方式表达我对这位老太太的崇敬。

　 人对自己周边所熟悉的环境往往会失去敏锐，很多强烈的感受来自环境改变所产生的比较效应。来自乡土的我，虽然深知北京、清华所意味着的知性力量，但上面几个人仍给我以震撼。比如来自贵州的、寻找野猪养殖技术合作伙伴的小伙，他比我小，但比我坚定且沉着，我认为这是在实践中学习的结果；说着蹩脚汉语的剑桥博士，他学术报告所展示的严谨让我明白，学问其实应该是这样做的，所以眼界真的就决定了境界；地铁里勤奋的老外给从小被英文课所折磨、长大后被英文盲极大限制的我以强烈的震撼，而75岁的转行心理学研究者，完全颠覆了我对学习的目的性、功利性的认知。

　 学习，其实可以就是一种习惯。这一点，在我的有生之年，大约是无法体会得到的——这就是此次北京之行留给我的，最深刻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