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碧空下的岳麓山红叶招展，格外美丽，庄严肃穆的明伦堂内，陈宇翔教授面带微笑，娓娓道来，从湖湘文化的源流与发展，讲到湖湘文化的特点，从湖湘历史中那些杰出的先贤们说到现在湖南人的群体特征。纵横古今几千年，陈教授挥洒自如、激情飞扬，他站在历史文化的高度，对湖湘文化进行分析、疏理，总结、提炼，言语间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绝美的湖湘文化的画卷。在讲座中，陈教授引用八个字概括湖湘文化的精髓：“心忧天下，敢为人先”。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它从遥远的过去一路蜿蜒,滋润着一代代湖湘儿女又为一代代湖湘人物所发扬和光大。随着陈教授的讲授，那些湖湘代表人物渐次从遥远的过去走来。那是屈原、贾谊、辛弃疾渴望政治清明、崇尚独立人格孤独、忧愤的身影；那是周敦颐、王夫之经世致用、倡导湘学呕心沥血的身影；那是魏源、左宗棠、谭嗣同放眼全球、抗御外侮、反对帝制忧国忧民的身影；那是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翻身闹革命、建设新中国孜孜以求的身影、、、、、、

　　湖南是一个内陆省份，一度是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文物教化曾经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但是，到了近代，湖湘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忽视的部分，一代代湖湘子弟受其熏陶，成就了种种“敢为人先”的业绩。湖湘文化的孕育和传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穿越历史的时空，我们似乎可以遥望到湖湘文化久远的薪火：屈原“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贾谊怀才不遇但并不妥协的文人情怀；辛弃疾词章的豪爽、忧伤以及组建“虎儿军”的雄迈、抗击金军的坚定、、、、、、在这些与湖南人相关联的先贤身上，我们不难找到湖南人性格的肇始。

　　在屈、贾、辛的时代，湖南显得是那么忧伤，那么无奈，留给后世可以谓之文化的，似乎只能找见一个与祭祀相关的端午节。湖湘文化最终得以形成，道县人周敦颐开始的湘学显然是立有头功的。但贡献最大的，当属明末清初的湖南人船山先生。明末清初，正逢改朝换代，船山先生闭门40载，形成了为学、处世、治军、施政等一系列治国安帮、经世致用之道，属于湖湘文化的理论归依。自此，湖湘文化找到了生命的依托，一批湖湘子弟受其熏染，从湖南走上了历史舞台。回溯历史，我们不难从这些湖湘子弟的的亲历实践中感知到“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力量。

　　尤其让我难忘的一位人物是魏源，他从清朝闭关自守的空气中嗅出了国家危亡的气息，编纂《海国图志》，提出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遗憾的是，他的学说没有引起朝野足够的重视，被束之高阁。魏源被后世尊为近代中国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我常常想，如果魏源的思想在其提出之初被接纳，那么，现今的中国该是怎样的强盛呢，可惜，历史不容假设，我们回溯历史，看到的只能是一个湖南人心忧天下的拳拳之心。

　　魏源没有能力做到的事，另一个湖南人曾国藩应该可以做到，他官当得足够大，影响力也不算小，曾是清王朝的中流砥柱，要是他有心“师夷长技”，要是他有心“制夷”，以他的权势，以他的能力，中国历史都将是另外的模样。可惜，他弄权而不惜权，官当到一定的程度，便找了个理由告老还乡了。教授在讲座中对曾国藩的治学当官为人之道颇为赞赏，但是这也是唯一一处我不完全赞同教授观点之处，曾国藩在个人修行上可谓是做到了极致，但我认为他有些愚忠的味道，也有些明哲保身的味道。他一定熟知辛弃疾的际遇，熟知辛弃疾抗金功高反遭朝廷贬累的前鉴，于是，他在他和他率领的湘军炙手可热的时候，选择了引退。他的引退，有无奈，但太过自私，所以，历史并没有因他而改写。

　　有时候，我不禁想，要是炙手可热的不是曾氏，而是魏源，历史是不是会改弦易辙呢。似乎也不大可能。他毕竟属于士大夫阶层，有思想，但无法发出光芒。因此，心忧天下到了谭嗣同时代便演变为“杀身成仁”的变法悲歌。魏源们心忧天下，但仅仅停留在一个层面，他们尚不是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另一种湖南人的性格或者说是真正的湖南人的性格，谭嗣同是可以代表的，而具有这种性格的，也并非仅仅谭氏一人，而是一个群体。他们是湖南人骄傲的一群，当他们看到先贤们的中庸、改良已不足以让他们心忧天下时，变法与变革便成为他们当仁不让的选择。黄兴、宋教仁、蔡锷、陈天华以及毛泽东、刘少奇等近现代影响中国的这一个群体是湖南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杰出代表。尤其是湖湘文化集大成者----毛泽东，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临。

　　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各个时期的湖南人表现各不相同，但一个“忧”字、一个“敢”字，在湖南人心底总是绵延不绝。作为政治家，湖南人既敢作敢为，也善于急流勇退；作为思想家，湖南人锋芒照人，却又容易清高；而作为艺术家，湖南人超逸脱俗，往往易于颓废。听着教授的讲座，我想起那些远去的和现在的湖南人和湖南人的性格。我深知湖南人性格中也有着自己的缺点，但是惟独有湖南人敢于说出：“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之豪言，所以，我无比的骄傲，我出生在这片土地上，我熏染着这这块土地的气息，我深深地折服在湖湘文化的魅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