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下午，我正低头填写文书，看着2012这个年份，算来自己在这立案窗口已经写下有四个年份了。窗口虽小，百态人生。我从来的宗旨：你可以不尊重我个人，但你不能不尊重我的职业。我喜欢我的职业，那是我当年选择法学时的信仰。

　　陆陆续续来了立案的人。听到有声响，我抬起头，一位近五十来岁的农村妇女递过来一沓材料，我审查了一下，大概是其老伴坐在被告无证驾驶的三轮车上，撞了停在路边的另一三轮车致其伤残，两个车主分别负主次责任，均未入第三者责任险。因两方都没有赔钱，协商不成只好诉诸法律。我问，你老公要来面签啊。她突然哭了，说来不了，腿断了，拄着拐杖呢。我问，那他的电话号码呢，我想能核实是否是真实签名。她说，手机用不起了，唯一的手机她揣着。我没辙了，看上去，她不像讲假话的人。我又问，那你们住安化哪里？她说老伴租了房子在喇叭口。由于浓厚的外地口音，加之格外低沉的声音，我听了半天，总算勉强听懂。窗口的人越来越多，后面的不耐烦了，催她快点。我还没来得及听她继续讲，她就被挤开了。

　　我不停歇地逐一审查着其他案件。不知过了多久，我抬起头，看见那个妇女仍坐在大厅凳子上，两眼茫然的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我大声对她喊了一声，她立马跑了过来。你说的是真的吗？我问。她连连点头。我说，你等到五点的样子我工作稍闲时，我去你租住的地方找你，你先回去吧。她留下电话号码走了。五点，我带上两个实习生千回百转找到了她住的地方。那是什么房子啊，侧着身子进了一条二十公分的过道，进了他们夫妇住的房间，里面没有家具，没有电器，甚至连窗户也没有。仅有的一张席梦思应该也是收来的废品，床上没席子，只有一张黑乎乎的厚旧棉絮，由于不透风，屋子里潮霉的气味有一阵没一阵地袭来，让人不能久呆。

　　男人拄着拐杖，可能老伴已告知我们的来意，他竟然两泪纵横。我硬塞给男人两百元。上门立了案回来，车上没人言语。

　　窗口旨在服务，公众对我们司法工作人员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现实却相对骨感，劳累不说，待遇也着实不怎么样，我有时屈得认为自己的身份与神圣的职业差距遥远，甚至一度认为我们才是真正弱势群体。面对这对夫妇，比比这群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我们的生活明媚得多，至少，我们还有希望。希望这个东西，终归还是美好的。

　　在这个行列里，出于现实的无奈，很多人选择了离开，但也有坚定的留守者。既然选择了留下，就注定要清贫。我们确实需要有这样一种心态，这不是阿Q,因为阿 Q 麻木，我们却不麻木。履行好我们的职责需要宝贵的清贫，只有调整好心态，才能更敬业，才能对得住自己当年选择的信仰。